人间佛教的圆教思想

人间佛教不是佛教的人天化，而是佛陀精神的弘扬与回归

1944年，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讲《人生佛教开题》，提出“人生佛教”的目的及其效果有四种：一、人生改善，即行五戒等善法净化人间，以佛法从事社会经济、教育、法律、政治乃至国际交流，以佛法融摄科学、哲学、儒学等，达成改善个体的人生与人间社会；二、后世增胜，根据业力轮回原理，修十善业及诸禅定而上生天界，持佛号而往生净土，这样可含摄净土信仰与密教信仰乃至其他宗教；三、生死解脱，这是佛法不共世间之教法，断除生死烦恼而脱离轮回之苦；四、法界圆明，即修习大乘佛教的菩萨道，生菩提心与大悲心，修行无尽福德与般若，断尽所有烦恼习气，最终圆明法界而融遍无碍。因此，“人生佛教”是包含了全部佛法的目的与效果，以前三层为方便，以法界圆明的佛果为究竟。所以，他说：“今倡人生佛教，旨在从现实人生为基础，改善之，净化之，以实践人乘行果，而圆解佛法真理，引发大菩提心，学修菩萨胜行，而隐摄天乘二乘在菩萨中，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。即人即菩萨而进至于成佛，是人生佛教之不共行果也。”所以，“人生佛教”并不是人天化，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，使其“合理化、道德化，不断地向上进步”，而以菩萨行成佛为最终价值指向。但是，在“五乘佛法”中，人天乘佛法既是整个佛法的始基，也是贯通整个佛法的主线。太虚大师按照从低到高的次序，对佛法进行了如此划分：初级的人乘法为五乘共法，以因果法则为主；第二级为三乘共法，以三法印为主；第三级为大乘特法，以大悲心与般若智为主。在这三级佛法中，因果法则贯通五乘，是一切佛法的共识。人天乘是佛乘的起点，佛乘是人天乘的终极向度。没有人天乘，佛乘就没有契入的门径，没有佛乘，人天乘就无法实现向上的提升和超拔。

因此，“人间佛教”是包含全部佛法的内容，以佛法化导、改良、完善社会和人生，从做一个好人出发，成就完美的人格，更要去教化所有人去做好人，这样才是“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；人圆（成）即佛成，是名真现实”的真谛。“人间佛教”的提出，虽然具有对治佛教中偏于死亡与鬼和偏于神与永生的倾向，但是“人间佛教”理念本身则是佛陀精神的弘扬与回归，而不是只有“五戒、十善”的“人天化”。所以，“人间佛教”是以“人”为主体核心，以人的现实生命、生活为对象，佛法对提升人生的道德、智慧、素质具有独特的意义，这是“人间佛教”的自觉、自利义；同时，“人间佛教”要展开对“人”的教化，以人间为教化对象，在人间弘法，通过教化活动在人间实现“人间净土”，即建设心灵净化、道德高尚的人间社会，这是“人间佛教”的觉他、利他义。反观太虚大师所讲的四种目的，可知“人间佛教”是佛陀精神的弘扬与回归，以人为本，重视人生和人类，强调佛教是完善人格、完善人间社会的宗教，提倡具足正信正见、悲智双运的大乘菩萨道，实现人性净化、人格完美的“人间净土”。

人间佛教不是佛教的社会化，而是中国佛教传统的转化与发展

“人间佛教”的契理契机，便涉及到“人间佛教”的思想基础。“人间佛教”若无扎实、丰富的佛教思想为基础与根据，便会成为一种佛教社会化运动，虽繁荣一时，终归非佛法真谛。许多学者援引《增一阿含经》“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不在天上成佛也”和《坛经》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”等说法，用来阐明佛法与世间的关系，作为“人间佛教”在教理上的合理性根据。但是，“人间佛教”是在2500年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传统的继承与发展，是中国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因此，必须立足于2500年的佛教思想资源，尤其是2000年的中国佛教传统，并非基于禅宗或净土宗等单一宗派，而去探讨“人间佛教”的思想根据。

首先，佛教“人生皆苦”所体现的终极关怀，既有解脱轮回的出世性格，更有度化众生的入世悲悯，体现了出世解脱与入世关怀并重的价值传统。太虚大师反思中国佛教传统是“教在大乘，行在小乘”，因此“畸重出世间”才是中国佛教的一种突出传统。如陈兵先生所说：“承印度大乘宗风，填补中国本土文化乏出世间超迈精神、忽略个人终极关怀之空缺，中国佛教一直畸重出世间，将自家的宗旨和角色界定在解决个人了生死、出世间的宗教需要之范围，至于世俗生活的指导和社会的建设，则由本土极富入世精神的儒家来承担。”“即便是禅宗融通世出世间的心性之学，也因其毕竟重在出世间及操作推广之难度，被吸收了禅学而站在儒家立场强调入世的理学家们所非议。”但是，经过近百年的实践与推广，“人间佛教”在台湾也获得很大的成功，可见“人间佛教”作为佛教现代化的当代形态，大陆佛教界更应该去肯认、理解、提倡与实践。

其次，“人间佛教”是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不能用回归印度佛教或回归中国佛教传统来简单解释。“人间佛教”是中国佛教自汉末以来1900年连续不断的发展，不能以印度佛教为本位，而是必须深刻认识中国佛教的思想传统，才能真正构建“化现代”的“人间佛教”。

最后，中国佛教最核心的思想传统是什么？我认为，应该是“一心”和“圆教”，这是佛教修行解脱、说法度生的指南。每一种成熟的宗教都有自己的核心思想，并且用这一核心思想，发展其哲学体系，指导其生活实践，解释世间现象的存在及性质，从而作为他们到达解脱的终极目标。印度早期佛教以“中道”为核心，以戒、定、慧三学为修道生活的规范；大乘佛教以“中观”、“唯识”、“如来藏”为思想核心，以菩萨道为修行指南。中国佛教一向似乎宗派林立，缺乏共同的思想价值，但是仔细观察中国佛教，仍然可以发现超越宗派的共同核心思想，那就是“一心”观念。因为从中国佛教思想来说，要成就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，最根本的途径在于认识、改造、提升或复归人类的本性。南北朝以来，心性问题日益成为佛教学者研究、阐述和争论的中心问题，各种心性学说相继出台。立足于心性，从人的心性出发，阐述成就理想人格、最高境界的根据、可能、途径、方法，成为中国佛教价值观的核心内容，也是整个中国佛教哲学的主要内容。尤其是《大乘起信论》的“一心二门”心性模式，成为“一心”思想的共同来源。“一心”观念首先由由天台宗倡导，再由华严思想补充和丰富，经过禅教合一的酝酿，又加上禅宗后来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发展，经过永明延寿的融会贯通，终于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。“一心”是世界存在的根据，也是修行解脱的根据，成为佛教解释和改善社会与人生的思想根据。

从“一心”出发，必须提倡“圆教”思想，才能面对全球化、现代化的文明交流与冲突。“圆教”是中国佛教学者理解佛教的最高智慧，无论是南北朝的五时判教，到天台的五时八教、“一心三观”，华严宗的“事事无碍”，禅宗的“郁郁黄花无非般若，青青翠竹皆是法身”，到永明延寿的“一心圆融观”，皆体现出中国佛教的圆融智慧。从佛教思想史来说，唐末五代以来，中国佛教呈现出禅教兼济、禅净并行、融通诸法、多元发展的新格局,永明延寿正是站在禅宗的立场上，“以心为宗,以悟为则”,盛唱“圆顿”之教,主张“禅教一致”、“顿悟圆修”、“万善同归”,力求以“一心”融摄诸法,以“圆教”圆统诸说，以“一心”统摄、规范成佛之道,重建佛教的知识谱系,重塑正统佛教的形象,迎合新生的话语霸权,为宋以后的佛教(特别是禅宗)谋求新的发展模式。

太虚大师的“法性空慧宗”、“法相唯识宗”、“法界圆觉宗”，印顺法师的“性空唯名论”、“虚妄唯识论”、“真常唯心论”等，皆是立足于整体佛教的立场。因此，继承“一心”和“圆教”的中国佛教传统，强调“心”和“理”的具体落实，阐明“真妄不二”、“理事无碍”、“万行由心”等思想，以“心”圆摄佛教的一切教义；践行“心”的法义，推动禅教一致、禅净双修乃汉传、藏传、南传等佛教内部对话，以“万善同归”落实佛教徒的实践，让成佛之道有规可循、有范可遵,克服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峙和紧张,使佛教彻底迈向入世实践；提倡“教”的圆融有效，在诸如“真”与“俗”、“教”与“禅”、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等一系列问题上有所折衷融合，关注佛教与现代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其他宗教文明等对话，这是“人间佛教”的应有之义。所以，阐释“一心”和“圆教”，是“人间佛教”理论建设的重要课题。

人间佛教不是佛教的世俗化，而是中国佛教现代的理论探索与未竟事业

所以，“人间佛教”是以中国佛教传统“一心”、“圆教”为思想基础，提倡现世解脱的解脱观，重现现实人生关怀，完善个体生命的人格，实践建设“人间净土”的菩萨道。“人间佛教”是大乘佛教的当代发展，是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是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的当代形态，体现了大乘佛教根本的“悲智”精神的“人菩萨行”，是实现其目的的现实途径。

人们对“人间佛教”的发展，将大陆佛教的现状联系起来。于是，大陆佛教自身建设等种种问题，如信仰淡漠、道风不正、商业化等，似乎与“人间佛教”有天然的关联。但是，“人间佛教”并不是佛教的“世俗化”，而更是西方学者所说的“参与佛教”（Engaged Buddhism）。世俗化（Secularization）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的理论概念，指宗教逐渐由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跟深远影响，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。用西方“世俗化”来诠释佛教，本身就不是恰当的词语。但是，“人间佛教”的神圣性，应该和原始佛教、禅宗一样，回到“法”的神圣性，以“法”改善人心、净化社会；佛、僧的神圣性是基于“法”的表法与实践，是第二序列。从“一心”与“圆教”出发，“法”获得最终极的神圣意义，而所有的表法与实践亦将获得神圣意义，虽然心灵体验上神秘性的减退，但是神圣性反而获得呈现。因此，理解“人间佛教”的神圣与世俗，乃至佛教信仰神圣性的本质特征，是未来研究的一大重点。　

我们要看到近现代佛教的发展饱经沧桑，“土地改革”改变了中国佛教近2000年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，失去土地不仅是佛教界生存的问题，更有修行模式的转变；十年“文革”更给中国大陆佛教带来毁灭性的破坏，人才断层，佛教信仰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。所以，1979年中国大陆佛教的恢复是从“零”开始，恢复寺院、重塑佛像、培养人才、开展对外交流等，似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但是，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着中国，佛教亦难于置身度外；旅游经济的发展，名山古刹成为游客向往之地，亦成为旅游、文物、园林等部门利益纠缠的焦点。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展开，一些小寺、小庵的“拆迁”问题日益凸显，值得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注意。恢复寺院的清净，不仅是佛教界的强烈希望，也是社会大众的要求。同时，“互联网”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、人际交流方式甚至是思维模式，也在逐渐对大陆佛教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我认为，中国大陆佛教有三大现实——“共产党的领导”、“商品经济”、“互联网”，必须依此而思考中国佛教的发展，如何实现在党的领导下仍然能够保持佛教的主体性？如何在商品经济时代，仍然能够保持佛教的清净性？如何在互联网时代，仍然能够对传统佛教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？这些现实既是中国大陆佛教的存在生态，也是理解与践行“人间佛教”的“现代根机”。现实是无法回避的，面对、反思、行动是最好的选择。于是，我们面临着太虚大师等前辈先贤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，这就更需要对“人间佛教”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，更广大的愿力去承担与完成这一未竟的事业。